留学生，曾需签生死状的求学人

最近这段时间，是有留学计划的学生最忙碌的时候，他们正紧锣密鼓地提交申请，期许第一轮就能收到理想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出国留学现在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但想当年，留学生不仅要经过严格的遴选，还要面临漂洋过海的旅途风险，甚至需要家长签生死状，才能登上求学的客船。

日本人赴唐学习首创“留学生”一词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这首《哭晁卿衡》是李白为一位日本友人晁衡所作。字里行间，除了流露出对好友的赞美，还有惋惜之情。

晁衡是日本奈良时代的遣唐留学生之一，也是中日文化交流杰出的使者。开元五年（717年）入唐，因“慕中国之风”而不肯离去，长留大唐。天宝十二年（753年），晁衡想随遣唐使回国探亲，唐玄宗同意了这一请求，并任命他为回访使者，于是，晁衡和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人共乘一舟回国。

不幸的是，途中遭遇风暴，一船人不知所踪。消息很快传开，有人说，晁衡已遇难。李白闻此噩耗，悲痛不已，写下了著名的《哭晁卿衡》。寥寥数言，勾勒出这个最著名日本留学生的不幸遭遇。当然，事后证明，这只是一场虚惊，但这几句诗让人们对隋唐时期的留学情景有了管窥之机。

日本推古天皇在位（593—628年）、圣德太子摄政期间，他们为了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曾多次派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因为遣隋使、遣唐使是外交使节，驻中国时间一般不超过两年，因而无法满足日本全面学习中国文化的需要。从第二次派遣唐使起，日本政府就加派了“还学生”和“留学生”。所谓“还学生”，就是在遣唐使回国时一同回去的学生；“留学生”则是在遣唐使回国后，继续留在中国学习的学生。从那时起，这个日本人创造的“留学生”一词就流传下来。

虽说“留学生”这个词是唐朝才有的，但留学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早。对此，民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源于古代的“游学”。司马迁《史记·春申君列传》中曰：“游学博闻。”意指游学可以使人增长见识。“游学之事甚古，春秋之时已盛，及至战国。”由此可知，我国的游学兴盛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国外，也早有游学的记载：古希腊“科学和哲学之祖”泰勒斯曾游学古埃及等国；柏拉图曾游学意大利等国；阿基米德在亚历山大城游学时奠定了他一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

“留学生”的起源还有一种说法是源于我国的质子制度。中国自古就有王侯将子女送往敌国当人质的记载，质子在异国生活、学习，客观上也有“博闻”之效。今夏热映的电影《封神》中，纣王身边充满阳刚之气的“质子团”曾火爆全网。不管是出自哪种起源，“留学生”都因国家与个人的学习之需延续下来。

唐朝时，中央学府是国学、太学，里面有大量的留学生，入学需要经过严格的“宾贡科”考试。据《唐会要》载：“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那时，唐朝对留学生几乎是免费的，费用由鸿胪寺出。有史料记载，鸿胪寺当时每年的外交招待费折合成粮食高达一万三千斛（唐时十斗为一斛）。

盛唐之时，中国为周边国家培养了大批留学生人才。除了日本的晁衡，唐朝还有一位知名的留学生——新罗人崔致远。崔致远12岁时离家来到长安求学，28岁回新罗，在新罗王朝担任要职。另外，他一生文学创作不断，被朝鲜和韩国学术界尊奉为朝鲜半岛汉文学的开山鼻祖，有“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的盛誉。

之后的宋元明清时期，中国还陆续接收留学生，只不过因为招待负担重等原因，接收的留学生数量锐减。

▲11月30日，来自摩洛哥、巴基斯坦的多名留学生走进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孤竹园草编基地，感受中国民间草编技艺的独特魅力。图为三名留学生手拿草编工艺品合影留念。（图片来自中新社）

清赴美留学生需立文生死有命

“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这是1872年安徽徽州幼童詹天佑的父亲詹兴洪亲笔画押的“生死状”。

当时清朝政府遴选了30名幼童作为首批赴美留学人员去花旗国（美国）学习先进技术。这些幼童从中国出发，要经过1万多公里才能到达美国，旅途艰险难测。抵达后，这些幼童还要在美国学习10年，疾病和生死也难料。因此，清政府要求他们的父母家人写下文书，言明事出自愿、生死有命，才能成行。

在此之前，中国人也有赴欧美学习的历史。1645年，广东香山人郑玛诺随意大利传教士到罗马留学，攻读科学。1724年，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带领4名中国学生到那不勒斯留学。据统计，从清初到鸦片战争前，赴欧洲留学的中国人有100余人，不过，他们回国后大部分从事传教，而非传播科学。

1847年赴美留学的容闳，是中国最早赴美留学的人之一，也是首位获得美国大学毕业证书的中国人。至今，耶鲁大学的游客参观中心还悬挂着容闳的画像。

容闳回国后即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了官派留学生的建议。当时正值清朝大兴洋务运动，这个建议很快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支持。在他们看来，这些赴美留学的幼童就是洋务事业的后继者。

1872年8月，包括詹天佑在内，首批赴美留学的30名幼童在上海轮船招商总局集合。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广东少年曾笃恭16岁，年龄最小的容尚谦和邝荣光只有10岁。他们在门前拍下一张大合影后，就登上了影响个人乃至国家命运的航船。

一个月的漂泊后，幼童们搭乘的船终于驶到了旧金山大桥下。当地媒体还对此进行了报道。又经过几天的火车后，孩子们最终到达哈福德城。30名幼童两人一组，寄居到康州及麻省西部的15个家庭里。他们在美国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洋务运动急需的学科。

此后至1875年，清政府每年继续遴选30名少年渡洋深造。4年间共派出120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学生中，1人考入哈佛，22人考入耶鲁大学，8人考入麻省理工学院，10人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其余不少人考入康奈尔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

这些留美幼童回国后，凭借掌握的先进科学技术成为各个领域的非凡人才，不少人的名字被写入历史：著名工程师詹天佑、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清末交通总长梁敦彦……

容闳因其卓越的贡献，被后世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如今，位于广东珠海南屏镇的容闳博物馆免费向社会开放，博物馆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图片，诠释了容闳“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伟大梦想。

留日学生译出中文版《共产党宣言》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1916年春，一位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满怀悲愤，写下了让无数国人觉醒的文章《青春》，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留学日本的学生密不可分。最早提出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人，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他与洋务派领袖张之洞意见相同。他们认为，去西方留学路途远、耗费大，不如去日本。于是，1896年，第一批官派留学生登上了驶向日本的船舶。

留日学生克服了语言障碍后，便开始翻译日文书籍。1900年，由留日学生发起的“译书汇编社”成立，后来又出现了教科书译辑社、湖南编译社等社团。这些社团的主要工作就是将日文原著和译著翻译成中文，内容涵盖西方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文学、教育学等。

1901年，《译书汇编》杂志第2期刊载了日本近代法学家有贺长雄《近世政治史》一书中《社会党镇压及其社会政策》的译文，其中出现了“共产党”一词。此后，有关社会主义、马克思、共产党等内容的介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文世界里。

1914年，李大钊曾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回国后，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今天的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上依然洋房林立，梧桐掩映。南昌路100弄2号（老渔阳里2号）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成立地，也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在这里，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8月，首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诞生，译者正是曾在日本留学的陈望道。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成员中，不少人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9月28日晚，长江师范学院国际学院的外籍留学生在重庆涪陵身着古装，分吃巨型月饼迎中秋。（图片来自中新社）

科学家突破封锁归国书写功勋

“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1950年初，毅然选择回国的朱光亚与51名血气方刚的留美同学在轮船上起草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

在写下这封信之前，朱光亚跟随科学家吴大猷在密歇根大学学习核物理学。为了理想，他拼命学习，25岁便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朱光亚将抗战时“打倒列强”的曲填上“赶快回国”的词。1950年2月，他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救济金，抢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前，取道香港，回到祖国。很多中国留学生正是在他的感召下，选择回国参与建设。

回国仅4天，朱光亚就站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讲台。1955年1月，中央决定搞“两弹一星”，要在北京大学建立中国第一个原子能教育基地，朱光亚与胡济民等人一起组建了物理研究室，为国家培养原子能专业人才，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核事业的中流砥柱。

当时，不少身在国外的留美学生都想回国报效祖国，但困难重重，钱学森甚至被美国扣留了5年，但他们终究还是回来了。在1999年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不少人都是这一时期回国的留学人员。

在他们之后，依然有无数留学生怀着报国之心远行。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留学政策不断调整和完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输出国。根据教育部的统计，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突破60万大关。此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提升，2017年共有48.92万名外国留学生在中国高等院校学习，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千百年来，一代代留学生不畏艰险、远赴他乡，把家国命运系于一身，绘出了一幅幅精彩的人生画卷。

留学轶事

日本留学生骨埋长安

唐朝著名的日本留学生晁衡本名叫阿倍仲麻吕。

公元717年，19岁的阿倍仲麻吕因学识卓越被选为第九批遣唐人员，与井真成和吉备真备等人一同从难波津（现在的大阪）出发，横渡中国东海到达江南，而后长途跋涉来到长安。当时唐朝规定：四五品官员的子弟、年龄在14至19岁的适龄青年，才可到最高学府——太学学习。阿倍仲麻吕是当批遣唐人员中唯一符合要求的。学成之后，他留在唐朝并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

阿倍仲麻吕好交友。唐朝诗人储光羲、王维和李白等人都是他的知己好友。诗文往来中，阿倍仲麻吕的内在性情逐步被唤醒。

阿倍仲麻吕55岁时，有遣唐使来中国，副使是阿倍仲麻吕的同学吉备真备。两人交谈后，阿倍仲麻吕百感交集、思乡心切，上书唐玄宗恳请回国。然而归途中，船队在琉球附近遭遇风暴。当时误传阿倍仲麻吕遇难，就有了李白的那首《哭晁卿衡》。

幸运的是，阿倍仲麻吕并没有死。两年后，他辗转回到了长安。阿倍仲麻吕看到李白写的诗感动不已，于是回赠一首《望乡》，其中写道：“魂兮归来了，感君痛苦吾，我更为君哭，不得长安住。”

自此，这位性情中人再也没回国，最终骨埋长安。阿倍仲麻吕在中国生活、工作长达54年之久，日本人为了纪念其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在东京护国寺为他修建了雕像和纪念堂。

高丽留学生回国当宰相

“外裔子弟，始自高丽遣金涛第四人入国学读书。洪武四年，涛登进士，除授县丞，不就，与三人皆遣归国。”这是《南雍志》中的一段文字。

《南雍志》为明代黄佐所著，记述了明南京太学建置、制度及发展，其中记载了这个留学生“挂印返乡”的故事。

明朝初年，刚刚经历了战乱的国家百废待兴。等朝廷秩序稍微规范一些，朱元璋首先想到的就是要选拔贤能以匡扶社稷。洪武四年，明朝举行首次科考。求贤若渴的朱元璋不问学子的国籍，允许外国留学生报名参加，来自高丽的留学生金涛，最终在120名进士中排名第25位。朱元璋打算将金涛外放为山东省安丘县县丞。

或许是这个正八品的官职不够诱人，或许是自视甚高，金涛没有接受朱元璋的这一安排，理由是自己语言不通，无法与当地百姓沟通，遂请求皇上准许他回国。

在辞掉大明王朝的授官后，回到高丽的金涛不久就做了当朝宰相。高丽王朝执政者认为，他有明王朝的留学经历，相当于镀了层金。由此可见，大明王朝在周边国家的地位。

美国学子掀赴德留学潮

从1815年到20世纪初，近万名美国学子到德国留学，是美国留学史上最值得一提的留学潮。

当时，美国学子留学为什么选择德国大学，而不是历史更为悠久的英国和法国的大学呢？美国研究者认为，主要是因为19世纪德国大学制度很先进，以及德国科学、文学、哲学在国际上的声誉很高。而英国著名的大学，特别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却仍然沿袭着中世纪后期的思想传统，以培养绅士为目标的教学方式不太符合美国人的口味；法国大学以艺术鉴赏等学科见长，但这些不被当时的美国人重视，美国学子认为，真正的学识还是要凭借德国大学严格的训练来获得。

1815年，蒂克纳、埃弗雷特、班克罗夫特等相继到哥廷根大学学习，成为第一批在德国大学学习的美国人。他们回到美国后都曾在哈佛大学任教，把欧洲学术带到了美国，对美国文学和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之后，赴德求学的美国人逐年增多，19世纪40年代超过100人，80年代达到顶点，超过了2000人，随后，因为美国大学迅速发展，留德人数逐年下降，但这股留学潮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完）

作者/李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