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大学围剿“反犹太主义”，并非“政治正确”那么简单

2023年10月30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犹太学生在大学校园的新闻公布会上发表讲话，称哥伦比亚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学生免受反犹太主义行为的影响（视觉中国/图）

从美国国会“围剿校长”说起

2023年12月13日，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责备美国三所名校校长“就处理校园内令人不安的‘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抬头问题所作的国会证词”。该决议系众议院共和党人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众院协商委员会主席）、斯卡利斯（Steve calise，众院多数党领袖）、众院民主党人莫斯科维茨（Jared Moskowitz）和乔戈特海默（Josh Gottheimer）提出，并以303比126票的表决结果通过。

10月7日，操纵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境内目标发动大规模突击，此举激发美国校园内支持以色列和同情巴勒斯坦两派人士针锋相对的抗议、冲突和争吵，引发部分亲以团体和个人不满。在此背景下，共和党操纵的众议院于12月5日将哈佛大学校长盖伊（Claudine Gay）、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科恩布卢斯（Sally Kornbluth）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马吉尔（Liz Magill）召到众院教育委员会听证会接受质询，听证会上哈佛大学毕业的共和党众议员斯特凡尼克以尖刻的语气发出一连串被中立媒体称作“病毒式”的提问，而另一些共和党众议员的语气更加咄咄逼人——如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比恩（Aaron Bean）不断咆哮“这是给你们的机会，你们要告诉全美国人民哪些人会因为‘反犹太主义’被开除，哪些团体会因此被赶出校园”；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则逼问校长们“何时拿出开除这些（反犹）学生的时间表”。

面对长达四小时咄咄逼人的“轰炸”，三位校长谨慎地表示，有适当的程序来确定学生是否违反了学校政策，并且他们坚定地致力于尊重学生的权利。对于言论自由这个复杂的问题，他们存在不同的观点，称“不会因个人政治观点或言论对其进行制裁，只有当这种言论涉及到违反我们的政策、凌辱、骚扰和恐吓的行为时，我们才会采取行动”。

这远非美国国会议员在“校园反犹太主义”问题上的首次动作，早在10月26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就通过了由密苏里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Josh Hawley）提出的类似决议。更早，10月19日，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斯科特（Tim Scott）等7名共和党籍参议员提出《停止大学反犹太主义校园法》（Stop Antisemitism on College Campuses Act, H. R. 3773）立法草案，要求立法取消对“兜售反犹太主义或授权、资助或促进宣扬暴力反犹太主义活动的学院和大学”的联邦教育资助。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政治正确”氛围的趋于浓厚，针对“校园反犹太主义”的声调在层层加码：“10·7”事件发生伊始，尚有部分左翼议员敢于在国会责备以色列政府的部分言行，并一度阻止了霍利第一次决议草案的通过，但随着亲犹太团体不断施压，这些“杂音”消逝甚至反转了。

2023年12月5日，美国华盛顿特区，哈佛大学校长克劳丁·盖伊（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利兹·马吉尔在众议院教育委员会听证会上接受问询（视觉中国/图）

被“反犹太主义”争议困扰的美国大学

“10·7”事件发生后以色列军队针对加沙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美国大学校园内针锋相对的言行也与日俱增，这引发亲犹太团体、个人的大规模“反制行动”。

亲犹太团体“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10月下旬宣称，针对犹太社区和以色列的“暴力语言和威胁”在事件发生后较发生前18小时增加了488%，并具体举了三个实例：哈佛大学对三十多个学生组织发表责备以色列的声明保持沉默；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各有一名教授出言称赞哈马斯；斯科特在立法动议提交时指责了乔治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纽约大学和亲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Students for Justice in Palestine）和谐举行活动，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举办“巴勒斯坦写作文学节”（Palestine Writes festival），并邀请“有反犹太主义言论历史的演讲者”出席。

11月17日，美联社公布新闻稿，称截至当时，已有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三所常春藤盟校，麻省韦尔斯利学院、拉菲特学院，宾州和纽约库珀科学与艺术促进联盟以及属于中小学公校系统的堪萨斯州玉米联合校区，因“反犹太主义”遭到布兰迪斯中心（Brandeis Center）等亲犹太团体的投诉和公开指责，并最终引来美国联邦教育部的正式调查。

与此同时，三名纽约大学犹太学生起诉纽约大学，称后者“未能解决自10月7日以来连续恶化的校园反犹太主义问题”。

宾夕法尼亚大学则连续成为“反犹太主义”施压的焦点：最初，施压者将矛头对准“巴勒斯坦写作文学节”邀请了曾在5月德国一场音乐会上“严峻冒犯犹太人并淡化纳粹大屠杀”的“长期反犹太主义言论公布者”——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联合创始人沃特斯（Roger Waters），继而又批判了校园内几起“令人作呕的反犹太主义行为艺术”。

自9月至12月，包括“反诽谤联盟”、布兰迪斯中心、校园犹太组织“席莱特”（Hillel）和全国犹太妇女联合会（National Council of Jewish Women）等亲以色列团体不断向美国朝野各界施压，要求“严厉打击反犹太主义行为”，并迫使美国联邦教育部长卡多纳（Miguel Cardona）、白宫国内政策顾问坦登（Neera Tanden）等出面安抚，卡多纳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已多次约见各大学代表，试图保持对局面的操纵。

针对哈佛大学的“绥靖”（指未立刻驳斥30多个亲巴勒斯坦团体的联署），斯特凡尼克和另一位国会共和党人克鲁兹（Ted Cruz）不仅在国会带头施压，还通过媒体对哈佛校方施加影响，他们还联合两名参议员和包括自己在内的五名众议员哈佛校友，发表致哈佛治理层的公开信，警告后者“必须端正态度”。

2023年11月3日，美国伊萨卡，警察和安全人员站在康奈尔大学犹太人生活中心外（视觉中国/图）

并非仅仅政治正确

由于二战期间纳粹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战后的美国政治生活中，“反对反犹太主义”成为约定俗成的政治正确。1964年美国《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第六章明确规定，“某些形式的反犹太主义和相关形式的卑视”都是违法行为，将受到法律追究。前述亲以色列团体针对“校园反犹太主义”的一系列行为，以及美国联邦国会的种种表现，基本都是以这条法律规定为依据和出发点的。

但一切远非“政治正确”这么简单。

其次是亲以色列势力的财力和影响力。

以“校园反犹太主义”为由撤销对大学捐助的亲以色列团体和个人，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捐助者、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亨茨曼（Jon Huntsman），哈佛大学捐助者、“维密”创始人韦克斯纳(Leslie Wexner)和韦克斯纳基金会(Wexner Foundation)，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赞助者、以色列富翁奥菲尔夫妇（Idan & Batia Ofer）等。阿波罗公司CEO罗文（Marc Rowan）呼吁以“只给宾夕法尼亚大学捐赠1美元”，施压校方解雇校长等两名“反犹太主义高管”。

还有一些亲以色列团体、单位和个人则威胁“砸了‘反犹太主义者’的饭碗”，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司法教授、犹太法律学生协会顾问所罗门（Steven Davidoff Solomon）就敦促自己的律师行“关系户”不要雇佣本校“反犹太主义的学生”，CNN报道称，“至少两打”著名律师事务所于10月30日联名致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乔治城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纽约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法学院院长，警告这些大学“必须严厉打击‘校园反犹太主义’，否则‘学校及其学生将面临真正的后果’”。

此外，还有对“政治正确淡化”的担心。

此次“10·7”事件后以色列应对的拙劣，让不少美国人惊讶地首次注意到“以色列并非总是值得同情的”，昆尼皮亚克大学11月中旬的民调显示，尽管不分年龄段的美国受访者中同情以色列者占比仍高达54%，同情巴勒斯坦者占比仅24%，但18-34岁年龄段的受访者中却出现“倒挂”，同情以色列者仅占29%，同情巴勒斯坦者却高达52%，这令美国亲以色列群体感到忧虑，认为必须“加大力度”，防止亲以色列“政治正确”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争议和反弹

许多批判者指出，亲以色列势力刻意混淆了“犹太人”和“以色列国家”以及“同情巴勒斯坦人”和“同情哈马斯”二者的概念，从而不恰当地滥用“反犹太主义”大棒排斥异己。

同样是犹太人的马里兰州众议员拉斯金（Jamie Raskin）指出了前述众议院几个“反对反犹太主义”法案的自相矛盾之处，比如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本人就是犹太人；同情巴勒斯坦人而不同情哈马斯并非“支持恐惧主义”；仅仅批判以色列政府也不等同于“反犹太主义”。并指责国会共和党人“意在刻意将学术领袖烙上耻辱的红字，以便博取党派利益”。

麻省理工学院和气派犹太学生组织“犹太人停火组织”（Jews for Ceasefire）成员、该校研究生马蒂尼（Gabriella Martini）则指出，“我真的拒绝这样的观点，即为巴勒斯坦人民辩护本质上是反犹太主义的。”

哈佛大学巴勒斯坦裔美国法学院学生阿尔福卡哈(Tala Alfoqaha)指出，三十多个学生团体责备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和反人道行为，并不意味着他们支持哈马斯的恐惧主义行为，“事实上他们所责备的以色列暴力和反人道行为真实客观存在”，结果他们却遭到强大压力，一些团体被迫退出联署，一些坚持联署的学生则被亲以色列团体在社交平台“人肉搜索”。她指出，一些亲以色列人士渲染自己在“校园反犹太主义”威胁下“瑟瑟发抖”，“事实是同情巴勒斯坦人命运的校友正遭遇同样的威胁，且他们的合法诉求被斥责为‘反犹太主义’，他们的人身安全顾虑并未像那些亲以师生那样，得到校方和社会同等和公平的考虑。”

哈佛法学院学生卡亚利(Lea Kayali)强烈反对斯特凡尼克在国会听证会上的“病毒式质询”，认为此举“无异于将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自由抗议与‘反犹太主义’有意混为一谈”，和气派犹太人马蒂尼则认为，政治操作人为营造和放大了美国犹太裔和阿拉伯裔学生之间的二元对立，“事实上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且许多不同观点原本是完全可以并存的。”

一些中立观察家则指出，引爆最大争议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巴勒斯坦写作文学节”风波实际上爆发在“10·7”哈马斯突击之前，最为“上纲上线”的将纽约城市大学抨击为“美国最反犹太主义的大学”更是早在2023年3月就火爆异常，此番“炒热冷饭”，恐有“蹭热点”和借题发挥之嫌。

11月9日，宾夕法尼亚大学部分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团体在约翰·M·亨茨曼大厅进行了一场“灯光秀”和平抗议，部分亲以色列团体随即在《纽约邮报》发表关于“亨茨曼大厅‘反犹太主义者’打出‘令人作呕标语’”的文章，号召“有志之士群起而攻之”。然而这篇报道却“翻车”了：许多读者指着报道原文所列举的三条标语（“从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宾夕法尼亚大学不要资助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质问倡议者“这几条犯了哪门子法？”

罗格斯大学法学院院长阿齐兹（Sahar Aziz）指出，美国大学校园“陷入了零和游戏框架的陷阱，任何对巴勒斯坦历史、艺术和文学的庆祝都会自动被视为对犹太人的威胁，这是一个错误的框架，它抹杀和边缘化了同样是美国社会组成部分的美籍巴勒斯坦人社区”。一些和气犹太团体也批判指出，“正如你们所知，近年来，许多批判以色列占据以及以色列国家对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的压迫的批判者，都被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个人贴上了反犹太主义的标签”，“这很容易催生一个错觉，即任何以色列政府看不顺眼的活动，都有被贴上‘与美国制度和价值观不相容’的原罪标签风险。”

鉴于不同声音的出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左右逢源：多位政府高官同时责备了“反犹太主义”和“反伊斯兰主义”，但至少目前效果似乎并不理想，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的塔莉亚.汗（Talia Khan）所言，这种和稀泥的言论最终会令“校园内每个学生，不论是犹太人还是穆斯林都感到不快”。

迫于亲以色列势力和共和党的压力，宾夕法尼亚大学12月12日已解除了马吉尔的校长职务，任命该校医学院院长詹姆森（J. Larry Jameson）为临时校长。

但逆反情绪同样在增长：几乎于此同时，哈佛和麻省理工两所大学的校方领导和受托人均作出决定，以“只要不违法，任何意见在学校都应拥有自由表述的权利，哪怕我们并不赞成”为由，支持两位校长继续留任。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陶短房

责编 李屾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