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底，一则“北京BISS国际学校将于12月15日关闭”的传闻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北京BISS学校随后辟谣称高中部仍在正常运行；小学和初中部则因资质和司法问题导致银行账户受限，无法正常支付教职员工工资，后以现金方式发放。相关教委也介入处理。
这则消息让困境中的国际化学校再次成为关注焦点。过去四年，中国的国际化学校经历了不小的震荡，在东部一二线城市和中西部省会城市，均有不少国际化学校宣布停止运营。
那些已经或正准备将孩子送入国际化学校的家长，不得不重新考虑孩子的教育规划：是回到体制内学校走高考路线；还是继续留在国际教育体系，为出国留学做准备；抑或将计划提前，在孩子小学到高中的低龄阶段就出国留学？
在家长们看来，客观环境的变化是当下国际化学校最大的危机。但与此同时，一位刚从国际化学校退学的高中生则告诉我，“国际化学校的最大困境，是这里的孩子没有前往更大世界所需要的深层自主性。”
（注：国内通俗意义上的“国际学校”，包含了只招收外籍学生的外籍子女学校、民办双语学校和公立学校国际部，它们也被行业人士统称为“国际化学校”。而震荡，发生在上述所有类型的学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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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安向上海一所国际化学校递交了退学申请，她的儿子小A正式退学，开启了Home schooling（在家上学）模式。安说，学校外教比例极低，小A在读年级没有外教任课，上课也是中英文夹杂。这对从小在另一所上海顶级国际化学校就读、全英文上课的小A来说很困难。
此前从那一所国际化学校离开，也是因为师资的变动。那时，安和校长老师讨论好了儿子的学习方案，临近开学却等来了校长和老师们的离职、停职、离开中国。“师资的不稳定、没有连续性、总体水平下滑，是目前国际化学校面临最大的问题。”安说。
在上海包玉刚学校、无锡狄邦文理学校等国际化学校工作了15年的Jocelyn说，外籍教师缺乏，是目前国际学校普遍面临的问题。以前好的国际化学校，外籍教师占比约有50%，少的也有20%到30%。但如今，绝大部分学校的外籍教师都大幅减少，不少学校一个都没有。
这些老师大部分在2022年和2023年离开，留下来的大多是两种情况：自己国家形势不稳、就业环境不太好，比如南非、俄罗斯和一些南亚、东南亚、南美国家；或者老师自身条件和能力有限，回到自己国家难以找到同等收入的工作。
把孩子送到国际化学校的家长对外教是有期望的。“家长们的目的是想要孩子学好英语，希望外教的母语是英语，再加上中国人的一点偏见，希望最好是英美发达国家的老师，因为担心其他国家的外教口音不准。”Jocelyn说，“而恰恰是这部分老师走得最多。但与此同时，国际化学校的学费并没有降，付同等的学费却没有得到预期的师资配置，家长接下来的想法就是我怎么样可以找到其它更好的教育？”
在一家国际化学校平台工作的Helen说，其实以前外教的资质也并不总是让家长们满意，遇到好老师往往需要运气。她女儿在一所国际化学校就读，六七年级的外教“非常情绪化，经常把气撒在小孩身上”，八年级的外教则好很多。
而如今，则是外教的整体流失引发家长们的焦虑不安。国际学校服务平台“爸爸真棒”对600多个家长做的《国际化教育家庭调研报告》中，2022年，15.2%的家长觉得“国际化学校外教流失，不如回归体制内”，27%的家长“很担心，甚至因为外教问题想换其他国际化学校”，46.7%的家长“期待有更多海归老师”。到了2023年，对“孩子就读国际校不满意的地方”一项中，有43.2%的家长选择了师资，占比最高。这份报告称，不少在读家长反映，很多之前孩子很喜欢的外教老师回国了，补充进来的外教质量参差不齐。
过去，顶尖的国际化学校会直接到英美宣讲招聘，给出优厚的待遇吸引人才。但这几年，直接到国外招聘变得更难，网上发招聘则几无成效，只能依赖猎头和私人关系推荐。签证困难等种种因素，阻碍着外教到中国工作的热情。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学校都工作过的爱尔兰老师Mark说，他本来很有兴趣到中国工作，但他需要回到爱尔兰，拿到大学文凭等很多证件，拍照，复印，盖很多章，才能办到签证。面对这些程序，他选择放弃。
除了外教流失，更大的政策监管也在冲击着国际化学校。2021年，中国出台《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一系列法规政策，规定“不允许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原则上不得审批设立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公参民”学校要么转为公办、要么转为民办、要么终止办学，意味着一大批国际化学校拿不到牌照。
国际高中也受到2021年中国“双减”政策的影响，该政策中有一条规定：“不再审批新的面向学龄前儿童的校外培训机构和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而不少国际高中拿的正是校外培训机构许可。此后，政策继续收紧，要求仅持有培训类办学许可的国际高中也要取得民办普通高中办学许可，并获得中外合作办学许可。
在此背景下，2021年后，中国出现了国际化学校关闭潮，海口哈罗学校、深圳哈罗礼德学校、南山中英文学校太子湾实验部等知名国际学校相继宣布停办。
在许多行业人士看来，政府对国际化学校加强监管有必然性。Jocelyn目睹了国际化学校发展的过程，在她看来，2016年是一个节点，那一年，国际学校同比增长22.54%，此后四年一直高速增长。动辄二三十万的高昂学费，不光引来国外名校，连地产商等投资者也纷纷入局。
“前几年确实发展太快了，出现了很多参差不齐的企业。有的有做教育的背景，也真心搞教育。但也有的只为赚钱，没有搞教育的心。”Jocelyn说，这几年正是一次大洗牌。而在大洗牌过程中，学生及其家长承受了煎熬与后果，每有学校宣布关停，便有学生面临重新找学校，融入不同课程体系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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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化学校出现行业变动，家长们开始给孩子各做选择。
周思远是长三角地区一位知名外科医生，她的儿子从初中开始就读国际化学校，高中进入上海一梯队的国际化学校。她原本打算让儿子本科时再出去，但2022年8月，她和先生跟儿子商量后，提前让儿子去了美国一所排名前20的高中。
周思远的考虑是，“国内的双语学校，甚至美国以外的国际学生，想要申请美本（美国大学本科）都越来越难。而美国本土高中的录取率要远远高于国内国际学校毕业生。”尤其是在了解了美国的住家系统，可以让儿子住进当地一个华人家庭后，周思远终于下定决心。
如今，她的儿子在这所“很卷”的美高学习，“课业压力很大，不太像美国其它搞快乐教育的高中、有很多体育运动。我也跟我儿子讨论过，他比较宅，不喜欢集体运动，喜欢在那儿做题，所以这个学校是适合他的。他内心对学业有渴望，第一年GPA加权以后就有4.95（满分5分）。”周思远说。
周思远家的情况不是个例。上述600多个家庭样本的《国际化教育家庭调研报告》称，直到2021年，在其调研的国际化学校家长中，本科出国留学仍占绝对优势（占比59%），但到了2022年，高中及更早出国意向的低龄留学同比翻了一倍还多，占了总人数的约1/3。2023年，这一比例依然维持在36.5%。
这份《报告》中的家庭，2023年，74.1%都考虑把美国作为留学目的地首选，此后则是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这和更大的数据样本量是吻合的，根据国际教育协会等发布的《美国中学国际生招生情况报告》，2022年，美国共招收了8626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占比最高，达到27%，是排在第二位的韩国学生数量的3倍多。
由于需求猛增，国外甚至出现专门承接这一需求的学校和服务。Jocelyn先生因家庭变动，去了美国私立学校工作。她注意到，过去两年，美国出现了不少积极接收中国学生的国际学校，尤其是洛杉矶，还有专门针对中国学生办的国际学校。她任教的私立高中位于美国中部，此前几乎没有过中国留学生，也在去年接待了前来考察的中国家长。
此外在加拿大、新加坡、中国香港、泰国等地也出现类似情况。带着家人儿子在曼谷生活了十多年的徐公子说，以前，曼谷的国际学校从未有过从国内国际学校转学过来的学生，但2022年开始，也出现了这样的转学生。而在曼谷和清迈，已有中国资本布局，收购当地的国际学校，并面向中国家庭宣传招生。
并不是所有家庭都选择离开。Helen的女儿目前念初中，尽管仍准备未来出国留学，但因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她在学习国际教育体系课程的同时，也会学习中国义务教育课程，并参加中考。
事实上，早在2019年，国务院就下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要求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引进境外课程、使用境外教材。这也意味着，除了外籍子女学校，其它国际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必须实行双语教育，使用国际课程＋国内课程模式。
政策之下，何时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何时“转轨”，就成了相关家庭关心的事情。比如小学初中进入国际学校，孩子要学习两套课程，学习任务更繁重。如今，Helen的女儿几乎每天23点睡觉，早上7点起床。但孩子也不可能立刻转回公立学校，因为基础不一样。
于是很多家长的选择变成了，“小初体制内＋国际高中”路线，就是高中阶段让孩子完全转轨国际教育，等高中毕业直接申请其他国家的本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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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过许多国际教育家庭的Helen说，在国际化学校，很多家长其实都经历过高考，后来出国留学，或在外企工作过。他们希望能给孩子换一条赛道，看到更广阔世界，未来有更多选择。即便他们也知道，当下时代，留学已经收不回成本。
而对于处在一切核心的孩子来说，他们经历了什么，感受了什么？或许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William去年底刚满18岁，就从父母为他精心选择的上海一梯队国际学校休学了，准备环游世界。那是他度过一年多迷茫期后做出的决定。
他说自己已经通过自学完成了高中课程，并拿到最高分，上课对他来说“很无聊”。每年20万学费所获得的教育内容，家长在乎的外教，在他和同学眼中也并不特别重要。“很多学生都不怎么听课，拿着电脑聊天、自学，或者在课外班一对一学习。”他说，好老师也不多，这么多年只遇到过两个，但国际学校的好处是能交到朋友，有相对宽松的环境和社区，有好吃的食堂和游泳馆。
在他看来，如果只是为了出国留学，有很多路径可以实现，尤其是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如此发达的时代，“国际化学校只是家长觉得最稳妥的方式”。
但对于William来说，他想从教育中探索的问题，是国际学校无法提供答案的，那就是：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正是被这个问题困扰，才做出了休学的决定。而他环顾四周，大部分同学也都在迷茫中，“虚无”的影子四处飘荡。国际化学校的学生，大多出身富裕家庭，缺少物质忧虑、生存困难，那么活着又是为了什么？William此刻的答案是：跟随内心而活，四处走走看看。
此时他尚未启程，还在打工赚钱，毕竟“这是自己的梦想，用妈妈的钱不公平”，他打算通过打工、拉赞助（他是有近15万粉丝的B站up主）、向父母借款的方式筹得资金。一位他视为人生导师的人的话也让他深受触动，“他说我们年轻一代缺乏对真实人生的感受，通过自己的汗水，可以和这个世界有真实的接触。”迄今他打工两三个月，在餐厅端过盘子，在培训机构设计课程、当老师，有了“脚踏实地活着的感觉”，许多在学校怎么也不明白的道理，打工第一个月就通了。
如今，当大人们为了如何择校、外教流失、何时转轨、何时出国等种种问题而忧虑时，William却说，“国际学校的最大困境，是这里的孩子没有前往更大世界所需要的深层自主性。”就像一位心理学者用来形容国内名校大学生的词“空心人”一样，国际化学校学生更早出现这样的特征，一如那本书《优秀的绵羊》里的描述，“他们拥有出色的学术素养，比较强的研究能力，却有空洞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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