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隋唐使中留学生及学问僧对日本历史文化的贡献

今年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在延续着两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传承。

中国坐拥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瑰宝不及其实，甚至可以说日本的文化起源于中国，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达到巅峰，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深渊绵长。

中国隋、唐时期，日本大和朝廷向中国大陆派遣了遣隋、唐使团，随使团前来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学问僧学成回日后，促进了日本的历史文化发展，他们是中日交流史上对日本历史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

1、 遣隋使

两《汉书》、《三国志》、《晋书》和《宋书》等中国史籍中均有记载较早期的的与日本列岛的交往。

成书于公元7世纪初的《日本书纪》和《古事记》是日本最早记录与中国有交往的史书。

根据《隋书·东夷传》记载，短短30余年时间里，日本遣隋使就已经有四次之多，其中3次都有留学生和学问僧随同。

公元607年，推古天皇十五年，日本史书中最早的记录为派遣小野妹子赴隋。从此时起的3次赴隋亦是在历史上较值得重视的有留学生、学问僧的遣隋使派遣。

根据中、日史书记载，公元607年，推古天皇十五年七月，遣隋使小野妹子、通事鞍作福利赴隋。

公元608年，隋炀帝大业四年，即日推古天皇十六年三月，遣使至隋贡方物。四月，小野妹子等回到筑紫，隋使裴世清等 13人随同赴日。

六月，裴世清等到达难波，即今大阪。八月三日，裴世清进京 ，即都城飞鸟。

九月，裴世清等启程回国，日本又派遣隋使小野妹子、吉士雄成、通事鞍作福利等送行，并派遣学生福因、惠明、玄理、大国，学问僧旻、请安、惠隐、广齐等随行。推古十七年九月，小野妹子、吉士雄成等自隋回日本。

隋朝时期这批留学生、学问僧有的经历了从隋至唐的历史变迁，漫长的留学生活使他们不仅学习了儒学、佛教，也染身于中国文化和中央集权建制。

隋末唐初，他们回到日本后，将在隋吸收到的王朝制度和经验，重回发挥在日本法律建设方面，同时也对中国封建王朝的礼仪政治进行效仿。

2、 遣唐使

1、遣唐使的批次与人数

唐代后，日本向中国拍片的使团越来越多，留学生、学问僧的数量也随之增加。在唐朝289年的时期内，日本先后向中国派遣了16批遣唐使。

这16批前唐诗中，有四批的性质明显不同于其他遣唐使。其中三次是以送还唐使为目的组织的“送唐客使”，还有一次是迎接第九次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返日。

除了批次大大增加，每次遣唐使的人数相交隋朝时期也更多了。根据史书记载，日遣唐使赴唐船只数一般为2到4艘，每次都在200人以上，估计在250到600人之间。

人数最多的是公元838年，承和5年所派遣的使团，有4艘船，651人。人数最少的是公元653年，白雉死念，有2艘船，为241人。

根据史书的记载与推测，唐朝时期日本遣唐使大约在4500到5000人之间。

2、留学生与学问僧

虽然遣唐使总体人数众多，但是其中留学生和学问僧的人数其实并不占到多数。

由于当时航海技术低劣，估计在500人的遣唐使团中，水手九占了 250到300人，再加上为抵御南方岛屿上的蛮人袭击而配备的射手和杂役人员，无关文化交流的闲杂人员就占了大多数。

其中属于重点的知识分子，大约只有70到80人，这些人还有官员、史生、翻译、医生等各领域人士，真正留给留学生、学问僧的空余，只有不过二三十人。

在日本史书上能查找到的遣唐学问僧、留学生及随行、翻译等共有149人。人死于往返途中16人，因故未能入唐11人，在高丽、新罗学习14人，余下108人中还有的是随行、翻译。

种种因素影响之下，再去掉留在大唐终生为返回日本的，在唐学习后顺利回日本的留学生、学问僧就不足百人。

3、日本朝廷对留学生、学问僧的优待

留学生、学问僧在数量虽少，但是日本朝廷对他们抱有极大的期望，给予了他们尽可能多的物资和较高的地位。

据《延喜式》卷30载，日本朝廷在任命了遣唐使后，对他们赠物。其中留学生、学问僧得到的物品仅次于大使，高于判官，几乎等于副使。

安排一次派遣，是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而日本朝廷希望留学生和学问僧能有较好的物质条件在中国长期学习，以返回日本后有所建树。

从结果上看来，这些留学生、学问僧学士对促进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3、 社会政治方面的推动

遣唐留学生、学问僧派遣的批次多、数量大，对日本的贡献是广泛而深远的。从社会、政治和法制等各个方面来看，他们对日本社会发展的推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学问僧促成的最主要的变革，即“大化革新”。

在这一变革前期，日本虽然已经有了作为“国家”的一段历史，但这个“国家”的性质仅仅是超过了部落集团这一概念的奴隶制国家。

以天皇直辖领地和氏姓贵族所拥有的部民制为经济基础而建立的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导致地方贵族与朝廷产生对立。

此情此景下，继续沿用家族部民制模式来统辖日本列岛就显得尤为困难，产生了如何把各氏姓贵族都置于天皇的统一支配下这一亟待解决的难题。

遣隋留学返回日本的留学生、学问僧人数虽少，却不仅学习中国的佛 教和儒学外，也多方面接触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他们在中国学习逗留期间，正好遇上了隋朝灭亡、唐王朝建立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期，亲眼目睹和感受日臻完善的唐朝礼仪政治制度的建立，看到了各种法制从建立到实施的经过。

他们回到日本后，仿效中国君主制开始制定年号，定公元640年为大化元年。公元646年 ，大化二年天皇颁布改新诏书，大化革新开始逐步推进。

《武德新格》、《武德律》、《武德令》、《贞观律》、《贞观令》、《贞观格》、《贞观式》、《贞观留司格》等律、令、格共140余卷，3000余条，足以他们学习参考，应用至建立新政。

4、 文化方面的推动

除了社会管理各方面的变革，在文化领域，包括历史、法制、礼仪、艺术、技术、佛教等方面，遣唐留学生和学问僧均有学习涉猎。

这些知识文化经由留学生、学问僧的传播后，在日本形成了独特的奈良文化，被称为为日本自有文化之平安文化的内动力。

其代表就是教育、建筑艺术、佛教的兴盛和儒学的传播。

其中，吉备真备、最澄、空海等都因回日本后，在文化教育、佛教艺 术等方面有杰出贡献而名载日本史册。

大化革新后，日本教育兴起，设大学寮，以经史为教材，培养朝廷所需官吏。

吉备真备在唐留学17年，于长安国子监修过三史、五经、刑名、算术、汉音、书法等，向学生教授他曾学习的六道。间接推动了当时正值的改革。

奈良文化繁荣的最大象征就是佛教和儒学的兴旺发展。

经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在隋唐时期得以发展，日本则深受中国佛教影响，形成法相宗、三论宗、华严宗等。

与此同时，中国的儒家学说在日本也得到了特别推崇，忠、孝、礼、义被作为朝廷的治国、治民之本。

日本留学生、学问僧带回的汉籍，包括礼仪、密教经典、经论、章疏、真言等卷帙浩繁，合计上前上万余卷，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可想而知。

佛教的兴盛同时也促进了奈良时期建筑艺术的发展，体现在建筑、雕刻、绘画、工艺等方面。

至8世纪，日本寺院已经有400余所，大部分都是模仿唐朝寺庙、都市的风格进行建造。例如平安京，几乎就是长安的翻版。

从建筑风格和布局，到佛像雕塑、墙壁和棚顶的佛画和各类工艺品的制作，日本工匠几乎是以抄袭的形式还原了中国的艺术形式，更像是中国佛教艺术的流派分支。

除了政治、法制、文化等宏大层面，日本的茶道、汉方医学、民间节日、围棋等等，无一不是经由留学生、学问僧传播到日本的。

日本遣隋唐使的派遣，是日本大规模学习中国先进文明的开始。不仅对日本历史的发展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开辟了中日关系史上的新时代，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