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咏霖在新冠疫情期间享受到了无工时限制带来的好处，每一周有三天在学校学习，还有三天的时间在小吃店和奶茶店工作，接近600澳元周薪让她能够应对悉尼飞涨的房租。
朱咏霖表示，工作时长的限制会让国际学生在应对物价飞涨时力不从心。(Supplied)
这位毕业于悉尼大学媒体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将于今年七月开始攻读第二个学位——社会福利工作硕士。
但是，随着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计划在7月1日重新实施对国际学生签证持有人工作时长的限制，此举将会对朱咏霖这样的留学生的收入带来沉重打击。
她说，中国留学生从事的工作以咖啡厅、餐馆、零售店以及超市等为主，每小时的薪资不会很高。
如果未来工作的时间受到限缩，他们的日常开销更加捉襟见肘。
“悉尼的租金很疯狂，我当时差点儿要和六个人租一套房子，”她说，“现在我一间卧室的房租大概是400澳元，已经算是便宜的了。”
“如果这个政策落实下来，我必须被迫去换一个时薪更高的工作，”她说。
“就我个人来讲，很讨厌这个政策。”
乡村地区恐受到冲击
与拥有更多国际学生的大城市相比，澳大利亚乡村或者偏远地区的社区可能受到的冲击更加剧烈。
奥贾·鲁帕克（Ojha Rupak）很喜欢自己在塔斯马尼亚德文特谷（Derwent Valley）草莓农场的工作。但他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鲁帕克说：“在经济上真的很难，因为在新冠疫情期间，我无法工作那么多小时。”
“在经济上，我很难支付我的住宿、食品和学习费用。我的课程每年大约要1万澳元，”他说。
奥贾·鲁帕克在塔斯马尼亚德文特谷草莓农场工作。(ABC Rural: Fiona Breen)
这个草莓农场90%的工人都持国际学生签证。农民杰克·比蒂（Jack Beattie）依靠这些劳动力来建立自己的企业。
“我们的企业培育草莓苗圃，”比蒂说。
他说：“果农每年都会购买一种新作物，我们为他们种。实际上，我们从2016年开始在这里种植草莓苗圃，这是一个强劲的市场。”
在新冠疫情期间，比蒂先生和许多农民一样，在努力建立自己的劳动力队伍。
从那时起，他开始涉足国际学生领域。
他的许多工人来自尼泊尔和不丹，在TAFE或塔斯马尼亚大学学习。
塔斯马尼亚草莓农场的工人大多是国际学生签证持有者。(ABC Rural: Fiona Breen)
取消学生每周工作20小时的上限帮助比蒂先生在新冠疫情期间维持了农场的运营。
他说：“他们设法在一个乡村地区为我工作，不仅能负担生活费和房租，还能负担课程本身的费用。”
他现在担心，国际学生每周工作24小时的新上限会减少自己的劳动力。
“我的员工平均每周工作35个小时。如果变成24小时，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找近两倍的人来做同样的工作。”
他几乎没有在其他地方成功招工。
“我现在的劳动力主要是尼泊尔人和不丹人，他们的工作速度是背包客的两倍多，”他说。
“他们在这里待的时间也更长，所以我们的培训成本也降低了。总的来说，我们发现他们是更好的合作伙伴，是更好的团队合作者，与背包客相比，我们更喜欢他们的陪伴。”
生活成本压力加大
草莓农场工头巴桑特·斯雷斯塔。(ABC Rural: Fiona Breen)
农场工头巴桑特·斯雷斯塔（Basant Sresta）也对工人的未来感到紧张。
他说：“这真的很难，因为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房租和大学费用也越来越高，所以我认为他们会很挣扎。”
“他们没有必要走这么远。他们得开一个多小时的车才能到这里。如果不值得，没有人愿意来这里。你必须工作更长的时间，才能让它有价值。”
比蒂先生非常担心，他不得不暂停了一项1000万澳元的扩张计划，该计划本来是为了让种植面积再增加两倍。
他说：“由于我们看到的需求非常强劲，我和妻子在隔壁又买了一个200公顷的农场……以扩大我们的苗圃生产业务。”
“除非我们知道有足够的劳动力资源，能够在这些工厂上工作，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证明投资在那块土地上建立排水、灌溉、防风基础设施是合理的。”
小杨生煎的老板薇薇安·陈表示，自己已经改变策略来适应政府出台的限制国际学生工作时长的政策。(Supplied)
悉尼的企业主也在准备适应新的政策。
在西部经济中心宝活市（Burwood）经营小杨生煎店的薇薇安·陈（Vivienne Chen，音）表示，自己的生意需要改变战略。
“以前用那种全职的[国际学生]会多一点，现在既然工作时间减少了，那就用兼职的，然后找多几个兼职的来代替全职，这也是个办法，能应对那个政策，”她说。
在陈女士的店里目前有五个国际学生在工作，以后厨帮工和服务员的工作为主。
随着外国的学生和工人陆续返回澳大利亚，陈女士认为在用工上还没有感受到直接的压力。
“我们不用把所有的就压在一个全职上面。重要的工作还是稳定的本地人来做的，”她说。
应对用工荒
大卫·左琴科表示，工作时间不设限对农民有帮助。(Landline: Tim Lee)
全国农民联合会（National Farmers\’ Federation ）副主席大卫·左琴科（David Jochinke）表示，要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他说：“即使背包客和签证工人慢慢回来，填补了非技术工人的空缺，劳动力危机仍然是农民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我们鼓励政府研究所有对工人和农民都有双赢效果的、在新冠疫情所采取的措施，并确保我们保留这些措施。”
在回答有关国际学生签证的问题时，内政部发言人表示:“我认识到在新冠疫情期间和之后，打工度假者对澳大利亚经济复苏的重要性。”
发言人表示，打工度假项目支持澳大利亚雇主的劳动力需求，因为他们可以在任何技能水平和任何职业的情况下工作，而不需要正式的雇主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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