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型本科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这些院校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普遍存在着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学生基础薄弱、缺乏实训机会、就业供需匹配度不高等问题，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来华留学生培养方面的投入产出受到了不少质疑。因此提高来华留学生培养质量，不仅是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体系的关键一环，也直接影响到中国高等教育的权威性和国际声誉。
产教融合战略融入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已成常态，但在来华留学生教育方面，这一理念尚未得到普及。出于对风险的考虑和政策限制，大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更倾向于循规蹈矩的常规教学模式，不愿意将留学生教育更加复杂化，但产教融合战略对提升应用型本科院校来华留学生教育内涵式发展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积极探索“基于产教融合的留学生培养模式”，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紧随企业“走出去”步伐，调整留学生招生方向。无序性的招生往往导致留学生生源国结构与地方企业的国际化人才需求间存在较大差距。应用型本科院校留学生教育管理部门应主动出击，通过实地走访，了解地方企业的国际化用人需求，包括国际化人才的国别要求、语言要求、专业要求、能力要求等，分析在校留学生生源国与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间的差异。及时调整招生方向，通过当地投资企业、驻华领事馆、华商会、友好学校等资源积极开拓在目标地区的招生，解决国际化人才供需“两张皮”问题，更好地满足地方企业对特定国家国际化人才的需求。
把握企业国际化人才需求，引导留学生专业选择。我国绝大部分来华留学生采取的是申请制入学，学生通过预科考核后，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读相应的专业。与中国学生相比，来华留学生的专业选择自由度较高。应用型本科院校留学生教育管理部门应根据企业用人需求，在留学生专业确认环节，主动引导学生向当地企业需求量较大的专业倾斜，逐步推动留学生从“想学什么专业学什么专业”的无序状态向“企业需要什么专业的人才我就学什么专业”的有序状态过渡，切实提高留学生所学专业与地方“走出去”企业用人需求间的契合度。一般而言，与技术人员相比，“走出去”企业更缺乏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业环境和文化的国际业务运营专员。因此，对应用型本科院校而言，国际经济与贸易、物流管理、电子商务、工商管理等经管类专业能更好地发挥来华留学生在两国经济贸易间桥梁纽带作用，都是不错的选择。
加强校企多元合作，服务企业国际化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领域的校企合作，本质是让企业成为留学生培养的合作者，学校成为企业国际化员工的蓄水池，学校与企业成为命运共同体。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的应用型本科院校更应加强与企业，尤其是“走出去”企业的合作育人。
首先，目前很多应用型本科院校都引入了大量的企业师资，但在留学生教育方面，涉入的企业师资还非常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以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国企为首的中资企业纷纷“走出去”寻找海外市场和资源，在此过程中企业也培养了一批既懂东道国语言又能理解两国间文化制度差异的国际化员工。应用型本科院校可以与这些企业建立合作，通过兼职教师、产业教授、企业导师等多种形式将这类师资引入留学生人才培养。一方面，通过这些专业性的师资力量弥补校内的不足；另一方面这些国际化员工常年的海外工作经历和经验，还可以很好地提升留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其次，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加快推进留学生实践实习基地建设。高校留学生教育管理部门应加强与地方企业的联系，在地方企业中遴选一批优质企业，特别是在留学生生源国有投资业务或投资意向的，将其作为留学生实践实习基地。通过双向选择将留学生专业实习、暑期实习、课内实践等环节与企业国际化人才需求相结合，发挥来华留学生自身优势为地方企业的海外发展服务。这也为留学生今后回国就业，特别是进入“走出去”企业的海外子公司就业做好铺垫。
第三，基于地方企业对特定国别留学生的用人需求，学校可以与其协商设立专项奖学金，用来资助企业投资目的国的优秀留学生来华学习。受资助的留学生可以以寒暑假时间入企实习或毕业后入职企业海外部门的方式来反哺企业，如中石化在西安石油大学、辽宁石油化工大学、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等石油院校参与设立的“英才奖学金”就包含了留学生专项，其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这些来华留学生毕业后能为企业所用。
多方拓展信息渠道，支持留学生到海外中企就业。为帮助留学生回国后能进入当地中资企业工作，更好地发挥来华留学优势，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尽可能地拓展信息渠道。企业对来华留学生的需求信息可以从以下一些渠道搜集：一是当地商务局、统计局等政府部门，他们掌握着本地对外投资企业的基本信息和联系方式，可以协助联系当地的“走出去”企业；二是当地的国际商会，一般而言，国际商会的会员单位都是拥有海外投资的企业，对国际化人才有较高的需求；三是可以查询商务部公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备案结果公开名录，从中查询当地对外投资企业信息。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来华留学生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间牵线搭桥，可以更好推进国际化人才供需信息的精准对接。
（邢鸥 金中坤，作者分别为常州工学院国际交流学院留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常州工学院国际交流合作处副处长；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营商环境评价及中企适应性策略研究”〈20BTJ034〉、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疫情时代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的困境与对策研究”〈2021SJB0606〉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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