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十月，动荡的风暴终于过去，人民在那无尽的穷困中饱受磨难，期盼着国家能够浴火重生，翻开全新的历史篇章。
那时，叶剑英，陈云，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们众口一词地劝说华国锋，试图让他明白，邓小平的回归不仅是民众的期望，也是国家需要的。
就这样，1977年初，党中央作出决议，决定先恢复邓小平的部分职务，待到时机成熟时，再将他原先的职务一并恢复。
然而，当邓小平初复出时，他的权力相当有限，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他只能负责教育工作。
在那个时期，党内有很多人对邓小平提出的教育振兴国家的理论持有保留态度。他们觉得他的经济改革理念与我们的社会主义路线并无太大共通，对恢复邓小平的职务也持谨慎态度。
当时，国内的政局仍相当复杂，邓小平的工作是否能够顺利进行，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尽管邓小平此时的权限仅限于教育，但他依旧有机会在这个领域实践他的理念。
教育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是邓小平心中多年的愿望。
然而，那个特殊的时期，邓小平的科技振兴国家的理念，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
一些人为了权力的争夺，将毛主席的意见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然后利用这些歪曲的意见，多次打击邓小平等人的教育理念。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我国的教育环境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大学入学的方式改为推荐制度，而非原来的高考方式，使得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僵局，而且文盲率也达到了令人惊愕的高度。
邓小平接手教育部门后，对这种教育滞后的现状深感痛心。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们在教育上继续停滞，那么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将会再度拉大，比如美国和苏联等国家。
于是，1977年8月，邓小平在首都北京主持了一系列关于教育工作的座谈会。当时的教育部长刘希尧，就高校招生问题进行了汇报。
座谈会一开始，全场陷入了死寂。虽然许多人对推荐上大学的方式不满，但却不敢公开表达出来。邓小平鼓励大家积极发言，终于有一些敢于直言的同志指出了这种方式的种种问题，他们主张恢复高考制度。
然而，也有人对此持有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恢复高考并不是一个轻易就可以实现的事情，需要慎重考虑，因为这会影响到教育体系的方方面面。
首先，因为长时间的教育停滞，教师队伍疲软，学生来源严重不足，许多学校的学生鱼龙混杂，即使是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样的知名学府，也被戏称为“北京中学”和“清华中学”。
对此，邓小平深感忧虑，但他并未放弃对教育改革的决心和信念。
其次，早已根深蒂固的理念牵制着教育界的步伐，推荐上大学的招生办法被一些人接纳并甚至视为规定，镶嵌在了党章之中。这无疑为恢复高考铺设了难行的路。
恐惧疑虑像是空气中的病毒，悄悄侵蚀着每一个人。他们畏惧自身的异议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于是他们闭口不言，仿佛一群失声的鸟。
邓小平显然清醒地看到了这些问题，但他更看到了那紧迫的国家问题，那穷困潦倒的民众，那悬在头顶的燃眉之急。只要能解决民众的温饱，能培养出我国的人才，他个人愿意承受任何风雨。
因此，邓小平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宣告了恢复高考的决定。他同时嘱咐负责教育工作的干部，必须立刻研究和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以确保在当年恢复高考的目标能够实现。
然而，如同人们预料的那样，计划一出，便有许多谣言像野火燎原般蔓延开来。有些干部因为外界的风声颤抖，害怕自身会受到牵连，所以恢复高考的计划一开始便进展艰难。
邓小平得知这一切后，怒气冲冲。他告诫干部们，不能因为过度的顾虑而失去前进的动力，要对待过去的事物保持正确的态度，要敢于抛弃错误的观念，要主动应对，不要害怕阻碍。
当有的干部反映到外界谣传恢复高考是在翻旧账，否定革命时，邓小平坚定地回答，恢复高考，并非是翻旧账，而是为了国家的繁荣，为了人民的幸福。
邓小平决然地表示，如果说这是对历史的复盘，那么就让它是吧。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个复盘是否对国家、对人民、对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有所裨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们就应当义无反顾地行动起来。
他进一步强调，我们应当对过去的革命成就进行区分对待，我们应继续沿袭正确的部分，同时纠正那些错误。毛泽东主席也曾经说过，人在工作中，总会犯错误，我们不能因为之前的一些约束，而一概否定所有的知识分子。
邓小平坚信，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思想，不会赞同那些不科学的行为。他鼓励干部们要大胆行动，要敢于独立思考，如果出现问题，他愿意承担责任。他告诉他们，工作应当主动积极，而不应畏惧错误。
严肃地批评之后，他再次向在场的干部们提出警告，他希望每个人能表明立场，如果赞同中央的决策，就去执行；如果不赞同，就转行。
这场持续了44天的会议，历经了各种阻挠与困难，最终由邓小平亲自起草的恢复高考的文件被紧急下发到全国各地。1977年10月，中断了十年的高考顺利恢复，同年录取了三十万的大学生。
邓小平这次大胆的决策，不仅改变了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也为之后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学生创造了机会，甚至为中美建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或许就是邓小平在恢复部分工作后，主动要求负责教育工作的原因。他深知，只有教育才能为现代化建设开创新局面，恢复高考正是开启新局面的重要一步。
那个时刻，国家的科教领域仍然处于一种萎靡状态，人才短缺，特别是那些顶尖的技术人才几乎无人可数。
为了尽早改变这种人才断层的窘况，邓小平又有了一个新的构想：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特别是那些欧美国家。
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是一个充满勇气的想法。自从建国以来，我们派遣的留学生一直都是去苏联、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向欧美这些国家派遣留学生却尚无先例。
那时，我们一直认为欧美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社会主义的我们，怎么能去向那些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呢？
然而，邓小平打破了这样的认知，他认为，如果我们总是以自己的制度为荣，那只会让我们再次陷入“闭关锁国”的境地。
他坚信，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要是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是人类共同的成果，接受这些成果没有任何羞耻。
这正是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我们应该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超越。
虽然大家一时间还无法下定决心，但邓小平的这番话显然触动了每个人的心。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等人，尝试询问邓小平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具体时间和数量。
邓小平回答说，时间越快越好，不能再拖延。在数量上，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派出十个、八个人，而应该规模化，系统化地派遣，希望能在五年内看到实效。
在讨论如何推动科技教育的发展时，邓小平坚定地表示，我们必须投资于教育，哪怕成本会显得高昂。
当有些干部忧心忡忡地提出：如果我们付出大量的金钱和精力，派他们去海外留学，而他们一旦学成之后，就决定不再回来，那我们怎么办？
邓小平却微笑着回应，不要忧虑，即使有10%或20%的留学生决定不再回来，我们仍有剩余的80%。这个回答，既宽慰了在场的人，也饱含了他对未来的信心。
邓小平的这些行动，向世界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也引来了西方国家的关注。1978年7月，美国的科技代表团，在弗兰克·普雷斯的带领下访问了中国。在与邓小平的交谈中，他向普雷斯提出了关于派遣留学生的议题。
邓小平认为，派遣500人的规模过小，我们有很多领域都需要从美国学习，应该增加留学生的数量。然而，即使在中美关系的“蜜月期”，普雷斯也不能单独决定这个问题，他只能给美国总统卡特打电话，询问他的意见。
卡特大方地回答：“你告诉邓小平，即使派出10万人，我们也会欢迎。”
1978年的年末，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队伍，在北京首都机场集结。他们身着整齐的正装，以一种充满希望的步伐走上了飞往法国巴黎的飞机。由于当时还没有直飞美国的航班，他们需要在巴黎转机，然后再飞往纽约。
当这群学子还未抵达纽约的时候，西方的记者们已经在机场等待着他们。中美两国都怀揣着期待，准备迎接这个崭新的开始，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
留学生们在面向记者发表的声明中表示，他们不仅仅是为了掌握尖端科技知识才来到美国，更是为了中美两国的深度友谊和交流。在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之后的几个星期里，邓小平访问美国，并在此期间特意会见了这批留学生，对他们的生活和学业表达了深深的关怀。
邓小平在对美国的官方访问期间，尽管事务繁忙，但他仍心系远在海外的学子们。他专程安排了时间，与他们面对面交谈，询问他们的学习进度和生活状况，为他们送上了慰问。
同行的卓琳夫人更是嘱咐学生们，希望他们在完成学业之后能够回到祖国，把所学知识应用到国家的建设中，为祖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这批历史上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们被分散到了美国各地的大学，他们在学校宿舍或者美国人的家里生活。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他们既要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又要适应全新的生活环境。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深入了解了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进步，也感受到了美国人民的友善和热情，对美国的认知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在留学生活中，他们首次接触到了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对这些全新的概念和技术一度感到迷茫。然而，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刻苦钻研的精神，他们很快就从对这些技术的陌生转变为对其有深入的理解和掌握。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
在两年富有成果的留学旅程结束后，那52名踏上美国土地的中国留学生，如期又一次踏上了他们故土的热土。不仅如此，他们还带回了满载的知识和经验，接下来，又有一批赴英、法、德、日等地的留学生们，也开始了他们的求知之旅。
这些满怀热忱回国的留学生们，带着他们在海外所学的先进知识，被国家根据他们的特长，安排在各个重要的科研和经济建设岗位上。
他们以他们所学的专业知识，在理论固体物理、水利工程抗震技术、波导光学、地震波信息处理以及铸工冶金学等多个领域中，开拓创新，攻克难关，为国家的科技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中，赵南明、曹小平等人扎根在高等教育的前线，全心全意地为祖国培养高级人才；而张楚汉、柳百成等人则通过他们的杰出贡献，被选为中科院的院士。
随着国家教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留学生政策，旨在鼓励更多的人才出国留学，并鼓励他们回国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我国的科教事业也因此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里，出国留学的学生人数已经累计超过了264万人。比起1872年清政府首次派遣公费留学生，到1978年的总人数14万，这个数字早已经是当时的几十倍。
在这些留学生中，许多人已经成为了我国各个领域，特别是基础建设和教育领域的骨干力量，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努力，为国家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删文请联系管理员。发布者：admin，转转请注明出处：https://www.blerks.com/1605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