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
“那，你懂得日语吧！”
“为什么会决定到日本留学？”
近年来每当初次见面的新加坡年青朋友知道我早年曾在日本留学，总投以如此似乎是羡慕，但更多的是惊讶与不可理喻的眼光和神情。
也许是拜赐于日本旅客抵新如云或者是由于日货充斥市场，日本流行的服装、歌曲与动漫渗透东南亚每个角落，以及日本成为超级经济大国的结果，在不少新加坡人眼中，能讲流畅的日本语，似乎是颇受羡慕的一回事。但花5年或8年时间到日本留学，却令许多朋友怎样也百思莫解，叹为奇事。
仔细一想，30余年前（上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留日学生是少数派，30余年后（上世纪80年代末）今日的留日学生依然是少数派（特别是私费留学生，更有减无增）。
新加坡的年轻人不选择到日本留学，既有素来就存在的原因，也有新的因素。所谓新的因素，不消说，就是指日本高昂的生活费（特别是在80年代末期日本泡沫经济鼎盛时期，东京物价名列世界第一，已经名扬海外，无人不知）。至于素来就存在的原因，则牵涉到得费至少一年的光阴学习一门生疏的外语——日语、留学年限长、及毕业后的出路与社会人士对留日的评价等问题。
不是传统的留学地
对于新加坡人来说，传统的留学地是英国、澳洲、新西兰和加拿大。这一方面固然是与语文有关；另一方面是由于新加坡长期以来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在独立之后仍然是英联邦的一个成员。因此，在传统上，当局基本上只承认英联邦大学的学位（特别是医科、法科和会计学科等专业）。这其实也意味着，到英联邦以外的国家留学（包括美国），将冒学位不受承认之险及面对出路的问题。
学位既不受官方承认、又得从头学习一项外语（这其实也意味着留日学生要完成本科学位课程，至少得花5年时间、比起英联邦国家大学普通学位的3年课程，得多读两年），加以早年打入东南亚的日本企业对留日学生采取冷淡的态度或赋予苛刻的条件而致使留日学生视进日本公司为畏途，更使不少新加坡人对有志留日的青年感到迷惑不解。
笔者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留学日本的。那时候日本的经济刚刚起飞，日本的商品虽然开始打入东南亚，但重点是印尼与泰国（笔者在抵日后曾到曼谷一游，即有如此强烈的感受）。至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由于战争遗留下来的血债问题还未告一段落，日本企业还无法真正进军，旅居新马的日本人更是少之又少（当时常驻于新加坡的商务代表及其家属约500人）。在上述背景下，想到日本留学的青年，谁也没曾想过毕业后到日本企业工作的这条出路。这与今日不少亚洲留学生到日本学习，一开始就有到日本公司工作的念头的情景，可以说有天渊之别。
除了学业年数、语文难关、学位与出路问题之外，五六十年代有意留日的新马青年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有不少还得克服另一重大心理障碍，那就是战争的阴影及由此引起周围亲友的反对。
战争阴影挥之不去
为什么要选择到那残暴的国家读书？不少恩师与亲友都异口同声发出这个问号。
60年代中期离开日军投降已经20年，但对于许多亲历其境的新加坡人来说，日军占领新加坡的三年八个月，却是一个令人难以遗忘的大浩劫，是新加坡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日子。试想想，在人口仅有80万的小岛上，日军抵达即以“肃清”为名，命令所有成年的华籍市民集合，然后带走七万余人，其中绝大多数生死不明（一般估计死亡者不少于5万人，史称“新加坡大检证”，与南京大屠杀、马尼拉大屠杀，被列为日本军政无法洗脱其残暴罪名的“三大污点”），怎能不令人谈日军而色变？至于往后的三年八个月，酷刑、强迫劳工、强制学习日语以及缺粮与经济崩溃……更是在日本铁蹄统治下，每个新加坡人共同尝受过的经历。
笔者诞生于1942年4月。仔细一想，正是日本占领新加坡之后的两个月，新加坡人被迫向日本皇宫遥拜，度过日军统治下屈辱的首个裕仁天皇诞日——“天长节”的前夕。在白色恐怖阴影的笼罩之下，不难想象新加坡人是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情景中。由于年幼，笔者对于日军残暴的行径，并未留下任何直接的印象。不过，记得在孩提时，每当大人要吓唬小孩，哄骗小孩停止哭泣时，总爱说：“别哭，再哭！日本宪兵就要来了。”谈起日本宪兵，新加坡人马上联想起的，除了动辄拔出闪闪发光的日本刀以及施展灌水等酷刑之外，就是破口大骂“马鹿野郎”与授人耳光。“马鹿野郎”，差不多就是新加坡人在日军占领期间学会的第一句日语。
到那残暴的国家，能学些什么呢？这便是大家不赞同年青人留学日本的第一个理由。
由于日军给人留下的印象太过恶劣，老实说，战后的日本要不是依靠美国的保护伞，是不可能轻易打回东南亚的。
美国资本、日本技术、东南亚原料
对于战后的美国来说，它在远东的主要对手是苏联及随后诞生的社会主义中国。至于日本，只要能听从其指挥棒，华盛顿与其说是坚持压制、限制的路线，不如说是采取宽宏与扶持的态度。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和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更明显地规定了日本这棋子所应扮演的角色。基于亚洲新战略上的需要，华盛顿首先得替日本解决由于社会主义中国诞生而丧失的传统的资源供应地和广大市场。目标自然是美国有影响力的东南亚。这其实也就规定了往后美、日、东南亚三角紧密关系的构架。战后的日本对亚洲的外交政策正是在这样的构架上开展的。
记得笔者在中学期间，偶而曾在新加坡电影院看到不知何方编制，旨在鼓吹美、日与东南亚合作的宣传片。其中一部宣传片的结束语就露骨地强调“美国资本、日本技术和东南亚资源三者相互结合、分工合作的重要性”。现在回头一想，这其实正是战后东西阵营冷战体制下，美国为了抗衡新中国而扶植日本，并为日本开阔的一条出路——南进！
但是，平心而论，日本战后南进的回归路程并不那么简单。首先，它得解决战争赔偿的问题。1960年代初，是新加坡大兴土木，建造高层组屋的时期。在不少的建筑工地，挖掘了共达2000余具在日军统治期间无辜被集体屠杀者的尸骨和遗物（其中部分的遗物，现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属下的晚清园保管和展示）。它再度勾起新加坡人对战争的伤感和痛苦的回忆。不还血债，决不与日本商人做生意！这便是领导追讨血债运动的中华总商会当时提出的一项口号。时在公元1962年。也就是在同一项全民运动的推动下，巍立于市政厅前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1942-1945”在1967年2月15日举行了揭幕仪式。
一厢情愿期待“和平的日本”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当时的新加坡青年在决心到日本留学之前，不能不有所踌躇，有所犹豫。
“战后的日本有别于战前。经过战争的教训（特别是广岛与长崎的教训），饱受军国带来灾害的日本人相信早已认清战争的罪恶，深知发动战争，于人于己皆无益处。只要日本人肯洗心革面，日本人与亚洲人何尝不可在新的基础上并肩合作？东南亚的青年又何尝不可到日本学习与吸收战后日本先进的科技和知识？”
凭着上述一厢情愿的主观判断，与笔者同期的留日学生总算解除了自己的心理障碍。
至于日本并非传统的留学国家，以及留学期间较长等问题，对于当时求知欲强烈、不以出路问题优先考虑的东南亚青年来说，更毫不足畏。
“正因为这是一条少人走而又曲折的道路，更具有挑战性！”
“跑一个少人跑的国家，看一看另一个不同的世界！”
不少和笔者同年代的青年，正是怀着上述的心襟踏上了留日的路程。
（作者系新加坡学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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